秦朔：中国商界2018——发射梦想，穿透影子

雨山-11

“
CFIC导读：
如果说在过去，政府官员是靠更多参与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未来，政府官员要靠更多的不干预，来推动经济发展，让创造力和想象力自由地发挥。果真如此，中国的企业家将更有希望，更有责任，也更有尊严。下一个40年，中国会有更成功的企业家，也一定会有改变世界的梦想家，他们主动选择失败概率更高但他们真心向往的机会，而不是去赚easy money，更不是寻租或作恶。梦想永存，创新永存，企业家精神永存。
”马斯克：企业家型的梦想家
上周，如果只有一个人会载入历史，一定是马斯克。
美国时间2月6日下午，马斯克创立的SpaceX公司，成功地发射了载着一辆特斯拉跑车的猎鹰重型火箭。SpaceX的愿景是在2022年执行火星货运任务，2024年执行火星载人任务。马斯克“实现星级移民，在月球建立大型基地，在火星建设城市”的梦想已经向人类招手。

“我始终相信，如果我们能解决再生能源的问题，并一步步把人类打造成跨星球的物种，在另一个星球上建立能够自给自足的文明，防止可能发生的人类灭绝危险，人类就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这样就太棒了。”这是梦想家马斯克的愿景。对他来说，企业是梦想的载体，做什么产品是在表达自己对世界有什么期待。虽然失败概率远高于成功概率，但“失败只是一个选项，假如你从未失败，只能说明你不够创新”。
为什么是马斯克而不是其他人成为全球新的商业偶像？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互联网发展了20多年的今天，绝大部分企业的目标都不是“冒险创造全新的行业和伟大的想法”，而是“通过取悦消费者，以及批量生产简单应用和广告来赚快钱”。和马斯克一起创立了PayPal的彼得•蒂尔感叹：“我们想要一辆会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指类似Twitter的互联网应用）。Facebook早期工程师杰夫•汉姆巴彻说：“我们这代人中最聪明的大脑都在思考如何让人们点击广告，这太糟糕了。”
美国是互联网超级大国，但社会对互联网一直存有另一种声音。著名经济学家、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在《美国增长兴衰》一书中指出，历史上真正持续带动经济增长的是电、内燃机、城市给排水系统这样的发明，这是1870到1970年这一“特殊世纪”所发生的变革。而1970年以后的技术进步主要在娱乐、IT行业，衣食住行等人们生活的大部分领域都没有革命性进展，比如飞行速度没有快多少。在互联网大爆炸时代，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速只是过去50年的三分之一。他由此断言：“19世纪末以来，每一代年轻人的生活水平都会超过父母一倍，如今的年轻人还能做到吗？本书的结尾对此表示怀疑。”
而马斯克的意义在于，他不仅是互联网领域的创新者，而且在多个实体经济领域有重大突破。这种突破既是梦想驱使的结果，也是脚踏实地找到新商业逻辑的结果。2002年6月，马斯克创立SpaceX公司时曾说，他的目标是用通用火箭成本的1/10来造火箭。为此，SpaceX公司在动力系统选择、箭体设计、导航控制等方面尽力做到通用；在零部件和工艺设备上尽可能用成熟技术和现成设备，比如喷注器采用阿波罗计划中登月舱发动机上的同种产品，燃料箱壳体的2195铝锂合金是航天飞机外置燃料箱中用过的成熟材料；最后，马斯克要求从零部件到整个系统力争做到可重复使用。最早的“猎鹰-1”的80%部件在设计时考虑了重复使用，发动机可由工程师在控制台通过遥控随时关闭，而传统火箭发动机一点火就无法回头。马斯克发现燃料费用在火箭发射总成本里的占比非常低，所以如果其他方面能重复使用，相当于大大节省了固定成本，在航天发射市场会极有竞争力。
马斯克是改变未来的梦想家，也是能够洞察到可持续商业路径的企业家。一身具备两种禀赋的人极为稀缺。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马斯克？差距何在？上周众多网友特别盛赞的是这样一段话：
“真正的差距就是美国人在送上太空的特斯拉的引擎上刻了这样一行字：‘made on earth by humans’，人类制造，产地地球，而不是‘made in America’。特斯拉轿车里循环播放的是英国摇滚音乐人、伟大的艺术家David Bowie在70年代创作的饱含对太空幻想的一首Space Oddity，而不是美国国歌。车里放了一本被誉为科幻小说圣经的《银河系漫游指南》，创作者是英国作家Douglas Adams。这首歌、这本书将和这辆车一同在太空漂浮10亿年。当人类都不一定存在时，人类文明的火种（科学与艺术）依然在太空某个角落等待被外星人发现。真正让奇迹变为现实的是人类的探索与冒险精神，并不是要和谁掰腕子的精神。”
梦想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马斯克想把人类打造成跨星球物种，在地球之外建设“诺亚方舟”，相当于投身人类的复兴问题。“太空人”马云也表示，“我对他的远见、勇气、胆略非常之钦佩”。
有梦想的中国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目前处在哪个阶段？
上周我在浙江桐乡调研了巨石集团，也到北京参加了联想集团和美团点评的新春恳谈会，这三家公司分别是全球最大的玻璃纤维制造商、最大的电脑制造商、最大的生活服务电商，他们的领导人张毓强、杨元庆、王兴分别是50后、60后、70后企业家。如果说马斯克是“企业家型的梦想家”，我觉得他们可以称之为“有梦想的企业家”。
巨石：世界龙头不是梦
玻璃纤维是1938年最早由两家美国公司发明的，改革开放前中国有16家国有企业定点生产。今天，全球超过20%的市场属于民企出身的巨石集团。1972年，17岁的张毓强刚到桐乡石门镇东风布厂做了一年多染布工，在外出差住招待所，40多人，上下铺。当他听到下铺有人说做玻璃纤维能赚钱，就和江西九江玻纤厂联系，想买一台拉丝机。对方电话里说他们缺电动机和肥皂。于是张毓强到桐乡物资局，几经周折买好产品，胸前是一大箱肥皂，背上是一台72公斤的电动机，从附近的长安镇登上火车，站了16个小时到南昌，又站了6个小时到九江，晚上没有公共汽车了，他再手提肩扛了几里路到九江玻纤厂，第二天换了一台旧的拉丝机。世界玻璃纤维大王的创业之路就此开始。

40多年来，张毓强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玻纤生产是三班倒，除了维护期，生产线全年每天都要24小时不停，节假日也不例外。张毓强偶尔在家待半天，妻子会不习惯：“今天厂里没事吗？”张毓强有超强的学习精神，当年和总工程师到外国玻纤厂考察，不许拍照，他们就分工去看，一回酒店就赶紧凭记忆把图纸画出来。巨石的管理非常精细化，有百万字以上的各种制度，大部分都是他写出来的。
巨石在埃及建的工厂非常成功，目前正在美国建厂，预计明年投产。张毓强说，美国是这个行业的发源地，也是生产标准和环保标准最高的地方，不在美国站住了，巨石就不能说自己是世界第一。
新联想：智能可信赖
联想集团通过收购IBM PC之后的持续深耕，业务遍及160个国家和地区，在中美设双总部，以中美日三地为支点展开研发，在印度、巴西建了4家工厂，高管团队来自20多个国家。BrandZ发布的中国出海品牌50强，联想已连续两年蝉联第一。以前总认为联想是卖PC的，其实这个概念早已过时，联想正沿着“智能，可信赖”的方向大步向前。

过去PC做不到一直在线，今年CES上联想发布的MIIX 630实现了always online,always connected（一直在线，一直连接），联想把未来的PC视为物联网的重要终端；联想非PC方面的智能设备也大受欢迎，最近联手迪士尼推出的沉浸式AR游戏设备——Mirage AR智能头盔套装，已经销售了50多万套。这是偏向消费者C端的产品。而在杨元庆看来，联想在B端的商用市场潜力更大。在计算的基础设施方面，全球500强接近20%的企业使用联想的高性能计算和超算平台，市场占比仅次于惠普；在边缘计算市场（如随着视频消费增加，社区需要增加分布式计算和存储资源），联想的目标是满足越来越快和无处不在的计算力的需求；基于自身的智能制造经验，联想在行业智能方面已经为医疗、零售、工业维护等方面提供了完整的智能化解决方案。目前联想的中国业务60%是2B的，40%是2C的。
我看到的联想，是一个智能化的新联想，不仅在PC市场领先，在数据中心业务上快速增长，而且通过“设备+云”和“基础设施+云”，对智能互联网时代积极投资。杨元庆说，新联想的愿景是打造智能生态，包括设备和用户之间的自然交互、设备和网络之间的无缝连接、设备和设备之间的管理协同、设备和环境之间的环境感知、设备和服务之间的智能服务等等。“一般都把AI翻译成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我更愿意将它定义为Augmented Intelligence，也就是增强智能。人工智能是替代人，而增强智能不是要代替人，而是用机器来增强人的智能。”
美团点评：AI无处不在
当王兴和美团点评的管理团队走进会议室，我的感觉是清华大学某个教研室的几位年轻教师来了。2017年美团点评实现了3600多亿元的交易额，在生活服务市场一枝独秀。美团点评做的是服务电商。表面看，是几十万送餐骑手和我们打交道，但他们的行踪背后则是数千名科技工程师和技术员。用户在平台选择一家餐厅喜欢的菜，下单；通知商家接单，做菜，出餐，骑手送餐。这看起来不复杂，但用户点餐一般都在附近1公里，时间上有要求，而骑手能量有限，3公里外的骑手也帮不上忙。时间要求高，骑手资源少，中餐菜品复杂，服务链条长，恶劣天气、写字楼规范、楼层高低、电梯松紧等变量多，在诸多约束下，要实现每天几十万骑手交付1000万单订餐，只有靠强大的AI技术和系统运营能力才能支持，从而将合理的订单匹配给合理的骑手，按照最优路线和时间交付。
美团点评的团队说，他们的系统经过了4个发展阶段，目前正处在往人工智能时代的演进过程中。最早是简单的人工运营规则，然后是离线机器人的方法，现在要利用深度学习和在线学习。他们尝试了两种方法建模，机器建模，每个小部分单独做模型，然后再估计；数据系统建模，数据量比较大但更优化。“有了时间估计后，系统要做配送路径优化，首先是快速搜索，到底朝哪个方向可以走，配送给哪个骑手是可行的，然后再做一个稍微清晰的回归模型，最后再做迭代优化的执行，看一步两步三步。目前的效果能做到99.9%近似最优，但也不是完全最优，以每天1000万单计，0.1%意味着1万单是有问题的，对这1万个客户来说就是100%的问题。另外，大规模的实时优化、秒级计算完成后，可能又有随机变化，比如某个用户突然在某地又下了订单，就会导致之前的最优解变得不解，系统又要马上做出适应性的改变。”
简单的外卖里有这么多复杂的东西，我还是第一次了解。美团点评创始人之一王慧文说：“这个多点、多人的复杂匹配系统，是一批清华博士开发的。订餐送餐是简单，但后台是极其复杂的科技，美团点评本质上是在生活服务领域提供基础设施的科技公司。”
中国企业家的确没有马斯克那样惊天动地，但他们并不缺乏理想。张毓强、杨元庆、王兴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实体经济，创造的是实实在在的价值，这一点和马斯克并无分别。他们都无比勤奋，学习能力超强。我相信，中国下一个40年，必将涌现出想人类之所想、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创造文明福祉的梦想家。
没有航标的影子富豪
这篇文章大致写完的时候，在飞离北京的航班上，我读了最新一期的《财新周刊》，一篇曝光孙政才的“特定关系人”的营商之道的文章，《女商人刘凤洲重庆沉浮录》，又触动了我。
去年《财新周刊》已经曝光过孙政才的情妇黄苏支利用其影响在重庆操纵跨境支付清算公司亿赞普、获得国企投资和官方力挺的过程。这次报道的刘凤洲，是和孙政才关系最长久的情妇，她的生意随着孙政才的足迹由北京顺义扩展到吉林、重庆，在重庆染指了多个重大市政和通信工程项目。平生迷信的刘凤洲曾拿着孙政才的生辰八字找道士算命，被告知该主人是封疆大吏的命，还可能更进一步，她信以为真，真的为孙政才“请”了一套龙袍。
下飞机开手机，朋友圈里又跳出“隐形富豪段小姐不见了”，信源是The New York Times 2月7日的文章，“49岁的女富商段WH被中国政府拘留”，“她被拘留可能与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的腐败调查案件有关”，“孙政才和段WH的关系并不清楚，但公司记录显示，段WH和她的前夫经营的一家公司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曾获得北京机场附近一块很热的地皮。孙政才时任机场所在地顺义区的高官”。
商场如战场，我对商海冲浪的女性向来多一分尊重，但这三位异常低调的女富豪的命运，则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衣冠楚楚的孙政才咎由自取，会被严惩，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某些列示的不法行为，也会“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也就是说，刘凤洲这样据身边人说“比较朴实”的人，也可能要承担罪责。（注：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刚刚看过电视剧《风筝》，像陆汉卿那样在严刑拷打面前宁死也不背叛信仰的共产党员，九泉之下看到孙政才这样的背叛者，会做何感想？孙政才说让一个几十亿的项目流标就流标、说给谁就给谁，明明违反规定，为什么没有一个下属说个“不”字？当长官意志和巧取豪夺比生产建设来得容易，这对商界会产生什么诱致效应？当有才能的人被迫将才能配置到寻租而不是生产性活动中，当没有能力的“特定关系人”变成政府资源支持的主体，由此带来的效率低下、质量劣质、银行贷款打水漂，最终不还是要由纳税人承担代价！这是不是一种隐形的掠夺呢？！
沿着这样的思路延伸，我们又会回到“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的老话题，可悲的是老话题永远是新挑战。“特定关系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法治经济，不是知识经济、创新经济、竞争力经济，而是非生产性的关系经济，是官员控制的资源太多、权力太大、从牌照到准入都要由他们“特定”的裙带经济。
《风筝》里有个影子，中国经济中也有很多影子富豪和影子财富吧。他们习惯了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航行，唯利是图就是方向，官商勾兑就是航道。
穿透的时代与实体经济的真义
最近两年多，我写了很多反思那些畸形、不当、不公、不明、不知敬畏、不懂节制的财富之道的文章，此时此刻，我突然对两个高频语汇有了新的认识——
穿透
从最早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提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穿透之后，今天整个金融领域都在进行穿透式监管。
证监会是“明确三类股东监管，对拟上市公司做穿透式披露”（注：三类股东是指契约型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国家外汇管理局是“坚持跨境交易‘留痕’原则，加强穿透式监管”；保监会是“对重点公司实施全过程、穿透式监管”，尤其是针对“个别公司资本不实和股东占款，实际控制人挪用占用保险资金，自我注资、循环使用、虚增资本”的现象；银监会是“银行股权穿透监管，防股东干预经营”。
坦率地说，我觉得今天的中国金融业有过度抑制、放逐创新的问题，但转念一想，在金融这样存在巨大外部性的行业，如果放任前些年的“影子金融”，让某些利益集团在影子笼罩下，通过倒腾、虚增、伪造、自融、违法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将金融机构变成融资平台和资本运作平台，疯狂加杠杆，驱动资产扩张，再以资产为质押，更疯狂地加杠杆，最终形成一个个不清不楚、治理约束和商德约束几乎形同虚设的金融巨无霸，这样的前景不是陷阱又是什么？
穿透之后，谁究竟几斤几两，显于光天化日，加杠杆的条件就没有了，只能降杠杆。股市最近向下剧烈调整了一次，在我看来，本质是对金融降杠杆效应的“确认”，只是迟到了一些而已。

实体经济
前面讲到的张毓强、杨元庆、王兴这样的中国企业家，我从他们身上一点也看不到对政策、制度环境的不安感。他们踏踏实实做实体经济，企业的价值源于正的经营性现金流，“穿透”这类问题和他们不沾边。
同时我们也看到，那些以金融性资产的升值（特别是土地）作为主轴，拼命融资，互相担保，循环质押，自弹自唱，自我推升的“资产膨胀模式”，产生了大量不创造实体性价值、反而抬高了实体经济成本的泡沫、空转。某些经营状况不佳、经营性现金流极差的巨无霸，事实上已经步入“庞氏化生存”。这样的生存方式，未来总有一天会“爆炸”，绝不应受到鼓励，而必须有必要的约束。
我想，中央领导反复强调实体经济的背后，一定包含着对于非生产性投机和资产过度膨胀的厌恶。他们如此强调实体经济，不仅是防止经济风险的问题，也是价值立场问题，是发展导向问题。
去泡沫去杠杆在路上，反腐也在路上，在某些方面互为配合。孙政才这样的设租寻租者的存在，会打击一心一意正当经营的企业家；金融化的资产膨胀模式所造就的“富豪奇迹”，也会打击一点一滴地积累财富的实业家。拨乱反正，扶正祛邪，正当其时。
集体体检，迈向未来
这两年，中国商界事实上发生了一次集体体检。影子要穿透，资产要透视，高杠杆要降低。一降，那些经营不咋地、现金流连利息都覆盖不了、财富却年年涨的资产膨胀型的大财团，就开始“负反馈”，越大越经不起风雨，只能诉诸政治话语化，指望政府相助。
的确，当系统性风险可能发生时，我相信政府会出手维稳，慢慢消化，以时间换空间。但幻想政府还像以前那样，很当你一回事，那不可能了。中国是有孙政才这样利令智昏的人，但绝大部分公务人员对什么样的企业是好企业，让人放心的企业，心里透亮。
在以高质量的发展为标志的中国经济新场景下，企业家群落势必洗牌，结构重组。有人天宽海阔，有人勇敢创新；有人呕心沥血，有人刮骨疗毒；有人举步维艰，有人信用丧尽。一个社会的宝贵资源和企业家才能，只有更多配置在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中，中国才有希望，中国才有造就马斯克的土壤。
“权力即财富”的“特定关系人时代”会结束；影子富豪会被穿透，无论你情不情愿，无论后面站的是谁；负债驱动的资产依赖和财富膨胀会大大收敛。很多背影会远去，而观众说，早该如此！
而以法治的确定性、产权的保障、市场的三公规则为背景，一个比过去更加宏大和有想象力的新时代正向我们走来，无数新面孔会向我们微笑，大胆说出他们的梦想，并在市场上发射梦想。

如果说在过去，政府官员是靠更多参与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未来，政府官员要靠更多的不干预，来推动经济发展，让创造力和想象力自由地发挥。果真如此，中国的企业家将更有希望，更有责任，也更有尊严。
下一个40年，中国会有更成功的企业家，也一定会有改变世界的梦想家，他们主动选择失败概率更高但他们真心向往的机会，而不是去赚easy money，更不是寻租或作恶。
梦想永存，创新永存，企业家精神永存。
本文作者：秦朔
本文来源：秦朔朋友圈（qspyq2015）
延伸
阅读一
秦朔：改革开放40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财富观？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时代。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强化企业家公平竞争权益保障，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这是从中央到地方促进新一轮发展的一个方略。与此同时，时不时地，还是会有些疑虑，在企业家心中升腾。
有企业家问我：“最近看到有教授写文章，《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会不会是什么信号？”
也有企业家交流时说：“隔一段时间就会看到哪个大企业要在扶贫方面投入几十亿、上百亿的新闻，好像不参与就是落后，就是不尽社会责任。我们照章纳税，过去并不觉得亏欠政府和社会，但现在压力很大。”
一个行业冠军企业的董事长说：“我天天都在修行，要求自己做到，即使突然让我把自己的企业上交给国家，也很高兴。这样想之后，我就放松了。”
这些问题背后，还是如何看待财富的问题。这方面需要明白无误、更有说服力的信号指引。
一
人人有产，全面发展
关于共产党人要消灭私有制，某个大学教授提出他的观点，是学术自由，无可厚非。但在现实中，这究竟符不符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从《党章》和《宪法》看，没有“消灭私有制”，而是要保护私有财产。《党章》规定，“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宪法》明确，“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今天《党章》很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早已不是“无产阶级”的那个阶段。
其次，如何理解共产主义和私有制的关系，是不是就是消灭这么简单？也不是。《党章》中说，“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现在的发展还不充分，更谈不上高度发达，初级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根本谈不上“消灭私有制”。马克思去世都已经135年了，不可能让他复活解答今天中国的问题，我们还是要“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再从理论上来看，马克思提出消灭私有制，是“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是要消灭“把工人变成畸形物”、“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劳动和资本对立的私有制。他认为“生产者只有占有生产资料才能获得自由”，“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他以个人经济权利的变化为标准，把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第三个阶段，又可以理解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阶段。
1894年1月，有人要求恩格斯用简单字句来表达未来新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回信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说，“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之所以引述这些，是想说明《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这句话并非一般人所联想的，等于“剥夺私人财富”、“财产国有化充公”。完全不是那样的。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在个人全面发展和生产力增长起来之前，消灭私有制只是空谈。当这些条件都充分具备了，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了，到了那时，私有制可能不是被“消灭”了，而是不需要了，是自然而然地“消化”了。
而在今天，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可以说，这是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版本、现实版本，今天朝共产主义努力，不是要“消灭私有制”，而是要追求“人人有产，全面发展”，今天谁要是主张“共产化”，只能也必须理解为“人人有产化，共同富裕化”。这是新时代最重要的财富观。
二
立足四十年，寻求大共识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发展得最为普惠的四十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珍惜这四十年的经验，并且基于这四十年的实践，最大化地构建民族共识。而不是用历史上的或国外的某个人所说的某句话，刻舟求剑，束缚今天。
我在2016年所写的《从四十年的路找五千年的根》中提出，应该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根文明”的逻辑起点，从我们最熟悉、亲自参与的伟大实践中，发掘那些让我们自信、自强、自豪的力量，然后回溯到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让今天触动历史，最后告诉我们自己根在哪里。
这种寻根方式的逻辑假设是：我们今天的一切都和历史深处的文明基因相关联。对我们今天的行动进行扫描，就是在做文明基因的测序；就是为了在历史文化的根部，找到那些默默塑造和支持我们的行为变迁的因素与结构。
今天谈财富观，也可以秉持同样的思考路径。
中国国家领导人在G20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说，“我曾在浙江工作了6个年头，熟悉这里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参与和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在中国，像杭州这样的城市有很多，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大发展、大变化，许许多多普通家庭用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这一点一滴的变化，集合起来就是磅礴的力量，推动着中国发展进步，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财富来自哪里？来自我们用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并不缺乏勤劳的基因，为什么这四十年才能创出比过去多得多的财富和美好生活？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中，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我们有了更合理的激励机制。
在全世界，搞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并不一定能实现富民强国，但是，不搞市场经济，不保障产权，不发展民企，不为所有人创造公平机会，一定实现不了富民强国。
让我们欣慰的是，全国各地都在以简政减税减费为重点，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严格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厚潜力。
过去几周，我先后和柳传志、褚时健、杨国强等多位企业家做过交流。柳传志从最高法印发的《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中看到了法治的新希望，从《将改革进行到底》纪录片中看到了“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他觉得现在是企业家面临的最好的时期；90岁的褚时健说，现在国家给年轻人的条件很好，希望他们能够更好地创业；碧桂园董事长杨国强说，反腐败的成果，新型政商关系的建立，让做企业的人特别振奋，现在不用吃吃喝喝，好好做产品才是最重要的。
| 在过往的五年里，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
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只要进一步优化环境，让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心定心安，中国经济一定能迎来新一轮的创造性发展。
三
回吐、清富与散财
最近两年，我们看到中国商界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变化，如一些昔日赫赫有名的大企业陷入困境，相当一部分违规产能、污染严重的产能被清理，在产业集中度提高的过程中一批中小企业日子艰难。
这里单说一下某些知名大企业的问题。从财务角度看，它们的困境都和高杠杆扩张突然遇阻、现金流陷入危局有关。
为什么当初高杠杆可以，现在不行呢？仔细分析，有的属于“跟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政策要求不符合，对中国也没有太大的好处”（周小川），有的属于“把银行当作自己的提款机，通过复杂架构，虚假出资、循环注资，违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郭树清），有的属于“披着合法的外衣，在资本市场巧取豪夺，残忍地侵犯广大投资者的权益”（刘士余），有的属于“通过虚假资本大肆扩张，以各种嵌套资管产品大搞体内循环、自拉自唱”（保监会副主席黄洪），等等。
有人说，企业追求高杠杆是为了提高回报率，天经地义。有人说，很多企业的注资、投资行为都是政府部门批准过的，为什么要翻旧账？一言以蔽之，时代变了！现在是新时代，强调的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凡是不洁身自好、不走正道、不遵纪守法、不光明正大的，凡是财富骄人、目空一切、不知敬畏、狂妄自大的，出事是大概率。
所以今日中国商界，两种趋势并存。一方面，符合新发展理念的龙头、冠军、骨干企业的价值不断上升，另一面，某些昔日的“攫财大亨”要把当初的不正当获利吐出来。至少，今天的环境不再支持继续攫取了，于是建立在昔日攫取路径上的资金链就难以为继了，就会自我瓦解。
有政府部门的专家和我交流时说：“新时代是更好、更公平地创富的时代，绝不是要剥夺哪个人的财富，但如果过去攫取的是不义之财，为什么不能清算呢？有的富豪就是靠逃废银行债务致的富，贷款就是为了不还，然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把自己洗白；有的口口声声扶贫尽社会责任，其实查查他们过去承诺过的扶贫款，大部分都没有到位，都是忽悠；还有的大量注册空壳公司，编造虚假合同，骗取银行贷款和票据承兑；有的利用政府招商心切，把套取优惠政策资金当成商业模式……实在是太多了。只是银行、地方政府怕丢人，怕问责，很多情况不敢说，所以那些问题富豪还可以继续招摇。”
中国决不能像历史上某个阶段曾经发生的，搞清算私人财富那一套，但需要看到的是，倡导阳光化法治化环境下的财富正当性，已成趋势。
最近看日本“经营指导之神”船井幸雄的《清富思想：修德则必胜》一书，他吸取中国古代“厚德载物”的思想，提出“厚德清心，富而无骄，是为‘清富’”，“‘人德’真意，不是清贫，而是清富”。修德则必胜，是将“厚德”与“财富”结合的财富观。
船井幸雄说，“纵令物质丰富，倘无精神上的‘安心立命’之感，人也不会有‘做人的价值’与做人的幸福。物质与精神二者并存，俨如车之两轮。”没有“人德”与“本分”者，却一攫千金，这不是国之幸运，而是灾难。
新时代的财富观中，除了创富、共富和清富，还有散财意识。我很喜欢美国19世纪末的“钢铁大王”卡内基的一句话，“赚钱需要多大能力，花钱也需要多大能力”。“散财之道”不是说把富豪的钱给分了，给散了，给施舍掉，而是说，富豪要善用财富，比如通过基金会制度，让一部分财富经由专业化的管理不断增值，每年拿出一定比例用之于公众利益，如同卡内基说的，“向社会提供一个促进人们上进的切实阶梯——修建公园和娱乐设施，以有利于民众的身心健康；安排艺术活动，让人们赏心悦目并提高审美能力；发展各式各样的公共设施，以改善人类的普遍环境——用这种最合算的方式将剩余财富返还给大众，给他们带来长期的利益”。这样的“散财时代”，在中国已经开始。
新时代需要新的财富观。首先是坚持“人人有产，全面发展”，这是激励人民创造财富的基础，这就必须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坚持新型政商关系原则，不动摇，不折腾；同时，新的财富观强调义利统一，强调“厚德”与“财富”结合，强调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商业文明、企业家精神与新财富观，是内在统一的，由此创生的财富，也必会光明而恒久，光荣而广受尊重。
本文作者：秦朔
本文来源：秦朔朋友圈（qspyq2015）
延伸
阅读二
秦朔：改革开放四十年，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什么？
1978年，我10岁，今年50岁。今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的角度，向我所经历的这个时代致敬。我会访问很多时代的见证者，也会书写中国企业家精神四十年。
每个人都有对历史的评价权，无数人的感受就像无限斑斓的颜色，一点一滴，汇聚成大时代的图景。它和天空一样辽阔，和海洋一样幽深，和原野上燃烧的火焰一样热烈，和连绵不断的山脉一样凝重。它不是一种滋味，而是万千种滋味，让我们百感交集。
从哪里写起呢？就从最近在采访和阅读中，听到和看到的几个小故事开始吧。
第一个故事：裁员与工资清算
我要说的第一个故事，是总部在深圳蛇口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集”）总裁麦伯良告诉我的。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华南工学院（今天的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后，分到蛇口工业区，再下分到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中集。
麦伯良很有能力，性格豪爽，没两年就建立起自己的威信，特别是能和一般工人打成一片。工人们帮他维修来自德国的二手机器，工人和资方关系紧张时，资方就让他出面，几瓶啤酒下肚，原来解决不了的摩擦就会消停下来。
1986年春天，因为外方的经营管理模式不适应市场要求，亏损严重，看不到希望，中集决定停产，要从330人裁员到59人。中集是中外合资企业试点，员工都是从各地的国有企业调动来的，都有组织调动函，是正式的产业工人，不像有土地的农民工，万一企业不行了还可以回到土地上。这大概是特区首例大裁员。
当时26岁的麦伯良是生产技术部经理。也许是因为他和工人关系好，公司让他处理裁员，成了清算代表。那是他永远难忘的一天，小小的办公室内外，前前后后挤了100多号工人，再不是修设备、喝啤酒的感觉了，而是清算工资。“平时称兄道弟，从来没翻过脸、吵过架，那天突然成了对立面，为清算的金额讨价还价，他们觉得不公平，吵得一塌糊涂，过去最帮我的几个好弟兄也不帮我了。”
麦伯良忙了一天，把每个人该分的钱分到位，再安抚一番，总算处理完毕。他回忆说：“那时我并不懂企业管理，也不懂经济学，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了最普遍的人性。大家为分配争吵，不是人不好，觉悟不高，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的，谁都在乎自己的切身利益。这不是书上教你的，不亲自经历也很难体会的到，但那一天，我真的明白了，你无法让大多数人牺牲个人利益，去成就企业的、国家的、民族的利益。相反，满足个人的‘利己’需求，设计一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机制，大家才能抱团打天下，‘革命加拼命’，共同奔事业。”
在中集后来一步步成为多个细分领域的世界冠军的道路上，共同事业、利益贴身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集的董事会给管理层下达经营指标，在超过目标的利润中有一定比例的分享权，完不成任务则处罚。管理层再向下分解，只要绩效优于预定目标——无论是增收、增利还是节约成本——都可以获得利益的分享。
第二个故事：四分钱的风波
在蛇口的改革开放博物馆，我看到一张“蛇口创举”图，上面列着蛇口创造的11个第一，其中有“第一次推行定额超产奖”。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故事。
1979年夏天，一声炮响，填海造港，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动工建设了。第一批基础设施中有个顺岸码头工程，由于沿用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原则，工人缺乏积极性，进度不理想。每天八小时工作，每人只能运二三十车泥土。作为施工方的交通部四航局想了个办法，规定每人每天的定额为运54车泥，完成定额每车奖励2分钱，超过定额每车奖励4分钱。工人的劳动热情迅速被激发出来，一般人每天能运八九十车泥，最多的一天运了131车。
同样的人，制度变了，精神面貌就变了。工人们提前来上班，下班还要干，车队长要赶他们下班。下班后，他们又主动检查车辆，怕出什么问题影响第二天的运输。有的司机为了多拉车，甚至少喝水，这样可以少上厕所。机械队把工人的工作量贴在墙上，更引发了大家的比赛。那个一天拉了131车的司机，单日奖金就有4.16元，一个月下来，奖金有100多元，远超工业区的中层干部。
工人收入提高了很多，但全部奖金加在一起，其实只相当于施工承包方多创造出来的产值的百分之几。四航局局志记载，“工程自1979年6月24日进场，于1980年2月25日提前33天完成，创造了特区港口建设的奇迹”。
然而，这样的奖励制度和当时的有关规定，即职工每人每年奖金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工资额，是冲突的。1980年4月，工地接到上级指示：立即停止奖励制度。工业区负责人袁庚急了，请新华社记者写了一篇内参，反映工业区码头工程停止实行超产奖，造成工期延误。一天后，胡耀邦和谷牧就做了批示。（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0687号）
我在博物馆看到了批示的内容。胡耀邦7月30日批示：“我记得中央讨论奖金时，中央并没有那位（注：哪位）同志同意奖金额不得超过1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为什么国家劳动总局能这么办，交通部也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谷牧同日批示：“既实行特殊政策，交通部、劳动局这些规定在蛇口就完全可以不实行。”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当即把批示精神用电话通知了广东，8月1日，工业区恢复超产奖励。8月8日，时任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率工作组到蛇口工业区检查工作，说工业区的工资福利问题可以和内地不一样，可以冲破内地的框框。
沿用几十年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工资体制，就是这样被打破的。当时有人指责蛇口搞“物质刺激”，但没几年，各地都刺激起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最早在蛇口引入的上班打卡制度，比如中集是迟到一分钟扣五毛钱工资，也慢慢推广到各地。认真劳动的热潮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人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是一种很奇特的动物，好逸恶劳也是其本性之一。好的机制就是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减少人的慵懒性的制度。
第三个故事：“砍头生意有人做”
我要讲的第三个故事，是“爱拼才会赢”的福建侨乡——晋江石狮，在改革开放前的故事。
石狮人向来有经商做买卖的传统，即使环境再恶劣，这种习惯也改不了。197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到晋江视察，他乘坐的车子经过石狮时，看到一团团小商小贩挤在农贸市场上交易，交通也受到影响。陈永贵很不高兴：“这是资本主义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
后来，在一部内部放映的专题片《铁证如山》里，石狮被这样声讨：“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有993个，日成交额达60万元！这里乌七八糟，臭气冲天！”“自由买卖是资本主义，你们自由买卖了，你们是资本主义；烧香拜佛是封建主义，你们烧了拜了，你们是封建主义。”
帽子很大，罪名很大，但石狮人会因此放弃自由买卖吗？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狮：一座城市崛起的30年记忆》（屈波著）一书中，我看到了两个石狮人的例子：
上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石狮一个生产大队的女支部委员利用收完早稻后的一小块秋闲田，种了几百株荸荠，但支部领导认为她的荸荠属于“小自由”性质，责令她带头下田，当着“割资本主义专业队”的面将荸荠踩死。她含泪一边踩一边反复说：“踩死你这个资本主义！”但荸荠是由根部的球茎生长的，“踩死”不几天叶子又重新长出来，她破涕为笑：“我的资本主义荸荠还真踩不死啊！”
还有一个更惊心动魄的例子。“文革”期间，石狮人看到国营工厂加班也来不及供应领袖像章，就自己画纪念章图案，印出模子，砸烂家里的铝锅弄成原始的模具，用废弃的针筒吸上颜料再喷上去。看到像章能挣钱，石狮竟然冒出30多家小工厂，四处收集废铜烂铁，铝片成了最紧俏的物资，围绕像章形成了产业链。像章生产出来，怎么对外销售呢？一个胆大妄为的年轻人是这样做的——他大量搜集像章，装了十几个木头箱子，订得死死的，运上火车。车一开，他就把一条事先准备好的毛巾搭在胸前，毛巾上别了一溜做工精美的像章。他在车厢里来回走，一看到解放军战士就跟他们唠嗑，看到战士被像章吸引就主动送一个，很快就跟他们混熟了。等下车时，战士们看到他吃力地搬箱子，纷纷过来帮忙，一个人帮着扛一个箱子就出去了，车站管理员以为是军用物资，统统放行。
“亏本生意没人做，砍头生意有人做。”这是晋江人说的一句话。为了过上好生活，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论什么样的政治运动也无法真正瓦解他们对挣钱的饥渴。1977年，石狮镇4000户人家，就有上千家小摊贩。改革开放后，在石狮那潮湿的石板一条街和乌压压的大棚里，从丝袜、旧衣服、风油精到邓丽君录音磁带等各种香港货，应有尽有，石狮一度有“小香港”之称，“有街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万式装”。作家蒋子龙曾这样描写80年代的石狮——“一个陌生人陷入其中，便很难再钻得出这由色彩和布匹构成的迷魂阵了，满眼都是衣服，从地面直挂到屋顶，花花绿绿，无奇不有。从全国各地来的服装贩子，肩上背着硕大的口袋，如鱼得水般地在衣服堆里往来穿梭，寻寻觅觅”。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
讲完这三个让我深受触动的故事，我想表达什么道理，应该很清楚了。这样的故事，不仅发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广东、福建，也发生在中国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城市和乡村，只是时间有先有后，力度有深有浅。
出生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人们，越年轻的，对以前的历史越缺乏记忆，虽然这不过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似乎今天的生活，原本就是如此。
在蛇口的博物馆里，我看到原广州军区守备第六团政治处主任卓基旭描述改革开放前宝安、蛇口一带的情况，“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上世纪60年代，有关部门发过一个材料，叫《人间地狱——香港》。《人民日报》记者奉命到宝安了解群众逃港问题，办了一张过境耕作证，随逃港群众到了九龙，才发现这里并非“地狱”。有逃港者哭着对他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亲身感受到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向中央提出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在广东负责筹办特区、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说，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逃港的人群，完全消失了。不久，许多逃到香港的人又回来了。
我在博物馆里，也看到习仲勋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接受访谈时说的话，“千言万语说的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提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他还说过：“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很多人往往把“革命”和一个阶级用暴力推翻另一个阶级联系起来，但对革命的真义，我们也许可以从最早的《周易•革卦•彖传》中得到启发，就是“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什么是“顺乎天而应乎人”呢？《尚书》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所见来自百姓所见，上天所闻来自百姓所闻，民意即天意。
改革开放是从正视人性、顺从民意开始的，在这个基础上提高，进步，规范，超越。与其说是观念改变世界，不如说是人性驱动世界，合乎人性的观念、理论、主义，才是促进中国富强繁荣的真正的力量。
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改革开放年代的我们，我们的改革开放年代。
改革开放四十年，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什么？我想到的答案是：顺天应人。
本文作者：秦朔
本文来源：秦朔朋友圈（qspyq2015）
延伸
阅读三
秦朔：十年一诺，这场文明探索也是自我的探索
（一）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2015年6月7日早上，晓波在他的频道上发表了《最后一个“看门狗”也走了》，当天刷屏。是要走，但原来没打算那么快，还在选择和考虑，拖泥带水的。晚上，我不得不通过微博发声：

从前年6月到10月“秦朔朋友圈”上线，是有生以来最纠结和痛苦的几个月。道理以前说过，我在《南风窗》做了14年，在第一财经做了11年，从1997年开始做总编辑，这个岗位一共18年，虽然笔耕不辍，读书不断，但早已习惯了当管理者和指挥者。一旦回到家中，无一兵一卒，与外界逐渐失联，还是有巨大的不适应性。
既然不愿去别的互联网和媒体平台打工，也不希望去融资，给商业文明这一客观中立的研究方向染上某某系或某某资本的痕迹，而到大学校园教书“土博士”也不受待见；做投资呢，那场惨烈的股灾让我深感在一个结构扭曲的市场，保持平常心很不容易也很难可持续发展……
有天去杭州拍大头频道的预告片，浑身无力应付完，打车到火车站，暴雨塞车，竟然晚到了，赶不上火车。而在上海还有一个和小伙伴的会等着开。我拿出记者证找车站工作人员通融，先上车再补票，进去了，看到一辆南昌到上海虹桥的车，就上了。等车开，一问，才发现下一站是义乌。
我在义乌下车，没出站，找到一个有车去虹桥的站台，上去补票。是南昌铁路局的车，一个叫肖鹏飞的80后车长帮了我，我一直记得他。这个小小的细节，足以反映出当日的焦灼与仓皇。
创业不是只有一种理由和姿态。有信心满满面朝大海的，有坚定不移去探索的，也有梦里懵懂去试的，还有走投无路只能跳下去的。
我最后选择了大部分舞文弄墨的人都可以选择的起点，就是开一个微信公号，同时在爱奇艺和喜马拉雅FM做一档脱口秀。读书，采访，思考，写作，交流。每年我所写的文章会结成一个集子，大的题目就是《文明寻思录》，一年一集。
很多朋友问我写作的酸甜苦辣，问我还能写多久？坦率地说，我也经常会焦虑。而克服焦虑的办法是两个。一个就是坐在那里去写，有时写什么甚至不是第一重要的，重要的是写，不知不觉就会写出来一些什么；另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去学习，特别是在现实中学习，向更优秀、更专业、更贴近现实的人学习。这两个方法，前者算是“自强不息”、“不抛弃不放弃”的态度，后者则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努力。只要自己的大脑还在更新，用新的东西去充实，就不会写不出新的感受。
至于说劳累，在经历了2015年那个苦夏之后，我觉得今天已经够幸运，不仅找到了方向，而且在大家的关心支持下，不知不觉中，“秦朔朋友圈”公号已经有了很多关注者，有一批忠实听友和观众。理当知足自安。
从7月1日起，喜马拉雅FM上会开始播出我的“中美商业文明传奇”的付费节目，6月6日是会员日，正式接受预定。“美国商业文明传奇”（“美国双创400年”）2018年春节完成，“中国商业文明传奇”（“中国双创40年”）到2019年春节完成。
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标志着我将以更聚焦的态度，在商业文明领域展开总题为“文明大视野”的体系化建设。这些工作包括历史的梳理，理论的建构，案例的总结，以及传播与推广，等等。按照初步的规划，少则五六年，也可能八到十年。
“五十而知天命。”这个工作，就是我未来相当长时间的天职和使命。
（二）
大家可能会问，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吗？值得吗？
这要看怎么理解商业文明。如果就当成企业正面宣传或反思商业弊端，可能没有那么复杂，但我对文明的理解远不止于此。我们经常说，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我的研究视野看，文明主要和以下这些方向联系在一起。
第一个方向，是语言、文字、信息、知识、符号。这些东西是人之不同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语言、文字、信息、知识、符号，类似于一种中介物，一种抽离物，被创造出来后就可以代代相传。在某种意义上，全人类的经验都可以武装在我们身上。我们在有限的生命中，通过学习，可以体验无限的经验。人是“万物之灵”，灵就灵在创造语言、文字、信息、知识、符号的能力。
第二个方向，是工具、能量。人类之所以能从大自然中创出前所未有的财富，改善自己的福祉，归根结底是基于知识的创新、计算能力的提高和专业化的发明，能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用工具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旧石器到新石器到铁器时代，再到机械化、电气化、互联网时代，在不同的时代，人类通过制造更强大的工具，从而更好地改造自然，同时改善、延伸、加强自己的能力。
第三个方向，是和野蛮、蒙昧对应的文明。一部人类史，既是不断争取解放、自由、平等与发展的历史，也是充满了战争、歧视、冲突、血腥与压迫的历史。文明代表了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有一个文明指数公式，文明=能量X技术（Culture=Energy X Technology），我觉得等号右边加一个“绝对值”，应该更为准确。“绝对值”代表了和平、平等、自由、尊严等价值，能量与技术循此而用，才是创造而不是毁灭。
第四个方向，文明是人类积聚、连接、交流的结果。文明（Civilization）的拉丁词源就是civitas（城市），城市和农村相比的最大特征，就是人口的高度聚集、多种行业的分工并存与互动。人与人的交流、分工、合作构成了生产力大发展的基础。城市因此不仅是文明的特征，而且是其载体。
第五个方向，从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的角度看，文明意味着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人均收入等一系列指标的提高。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三个指标就是这些。从HDI看，人类文明的进步主要是过去200年。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指出，在1000-1820年间，世界平均的人均收入只提高了50%，同期世界人口增长4倍。而1820年之后，世界人均收入提高了8倍以上，同期增长5倍以上。今天的单个人可能没有历史上的先哲聪明，但每个人福祉的改善则是天壤之别。
（三）
如果在上面这样一个大的视野里进行观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类文明的发展，最快就是最近的二三百年。从远古到近代发展得非常迟缓，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后才突然加速。
什么力量推动了这两三百年生产力和文明的迅猛发展？从微观看，就是商业的力量，企业家、发明家、金融家和无数劳动者、创造者释放的力量。企业和企业家，是商业文明创造的微观主体和核心力量。当然，在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是文明的建构者，但是，商业无疑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那么，什么是商业文明呢？一言以蔽之，商业文明是通过商业方式对人的权利、价值、力量和福祉的实现。何谓商业方式呢？就是通过市场进行和平的交换，不是用暴力去抢，也不是按照身份等级进行计划配给。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曼德维尔曾经说，人类是残暴、贪婪和有野心的，但是这三种“会把人类从地球上毁灭的大恶”，可以被善加利用，成就国防、商业和政治，由此带来国家的强大、财富和智慧。他说有一种“天意的存在”，通过智慧的律令，那些专心致力于追求私利的人们的欲望会被转化为公共秩序。
在我看来，商业就是以和平交换的方法，将人类贪婪的欲望导入文明的轨道，让商业成为促进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阶梯。所以，我是这样给商业文明下定义的：商业文明是人类在商业实践中，在不断满足人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升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具有创新性、扩展性、延续性的观念、制度、规范、模式、生活方式等等。
2004年11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创刊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发刊词，其中的逻辑是四句话：商业改变世界。商业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世界。世界改变商业。
在多年的研究与观察中，我也清楚地看到，人类贪婪的欲望是不会消失的，并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一轮又一轮的冲击、压力乃至危机。一部商业文明史，也是不断从危机中汲取教训的进化史，但教训永远不会止息。商业和金钱的扩张，如果没有“绝对值”的限制，必将一次次出轨，如同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看到的那样。“商业是一种责任。负责任的商业，就是一种文明。没有文明的商业，就没有文明和谐的社会。”这些13年前写的话，仍在我心中。
商业改变世界，也被世界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体制结构、治理水平、社会文化、价值伦理，对商业有着巨大的影响。如果没有对创造者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没有清廉高效的公共服务，没有可依赖的法治体系，没有开放兼容的文化理性……如果没有这些配合，中国商业的未来很可能被机会主义的阴影威胁，被既得利益的固化侵蚀，被社会鸿沟的扩大影响，被粗放增长的压力制约。这都是多年前的观点，至今也不变。
过去的40年，中国幸运地选择了现代化和开放，选择开眼向世界，向最先进的经济体看齐；选择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之路。这种“经济社会运行规则的变化”，调动了中国人的创业、创新、创造、创富的热忱。在我研究美国商业文明的过程中，类似通过政策和制度创新而激发民众创造力的案例也比比皆是。1862年，林肯签署《宅地法》，规定：凡一家之长或年满21岁、从未参加叛乱之合众国公民，在宣誓获得土地是为了垦殖目的、并缴纳10美元费用后，均可登记领取总数不超过160英亩宅地，登记人在宅地上居住并耕种满5年，就可获得土地执照而成为该项宅地的所有者。美国西部大开发，在相当程度上受惠于《宅地法》。
以大跨度的时空对比研究中美商业文明，有很多相通与借鉴的地方。这种研究是艰苦的，但也充满了发现的喜悦。而我最深的体会是，每一种商业文明都深植于民族的文化中，就此而言，商业文明的发展有早有晚，有快有慢，但并没有天然的优劣之分。差异并不等于差距。只要中国坚持开放的胸襟和眼光，勇于竞争，勇于创新，终有一日，中国的商业文明不仅令国人感到骄傲，也会成为世界商业文明的宝贵财富。
本文作者：秦朔
本文来源：秦朔朋友圈（qspyq2015）